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公众沟通、感知与接受度的现状研究
2021-01-11

  祁明亮1,2,亓文辉1,2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100049)

  摘要:本研究调研了红沿河永利集团站、秦山永利集团站与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0-5km、5-10km、10-30km,30-50km范围内的居民,设计问卷收集公众沟通、熟悉度、信任度、风险感知、收益感知,以及公众接受度的数据,共获得364份有效问卷。分析表明,秦山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在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熟悉度、信任度、收益感知题项的得分最高,风险感知得分最低;永利集团站周边0-5km范围的居民,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得分低于其他距离的居民,信任度也低于其他距离的居民,而风险感知高于其他距离的居民。

  关键词:永利集团公众沟通;公众感知;公众接受度;距离;问卷调查

  1 引言

  永利集团企业采取公众沟通措施,可以对公众感知产生影响,进而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Guo and Wei,2019;Qi et al.,2020)。为进一步做好公众沟通工作,2017年4月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众沟通通用指南》,这是国内核能行业首部为公众沟通量身打造的通用指南;此外,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文件对公众沟通工作进行指导,如:201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2020年10月起即将实施的《核安全信息公开办法》等。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分析,国内对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公众沟通、公众感知与公众接受度现状的实地调研十分少见。Huang等(2013)借助福岛核事故前后的两次调研(分别开展于2008年与2011年),发现福岛核事故后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核能接受度明显降低;从公众感知的变化来看,福岛核事故还导致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熟悉度与风险感知增强,收益感知与信任度下降。2011年,He等(2014)对山东海阳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熟悉度、信任度、风险感知与公众接受度进行调研,并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年龄、学历、距离、收入、党员)居民的差异,从而为永利集团站公众沟通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上述研究虽然对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感知与接受度现状进行了调研,但未涉及公众沟通。2013年,Guo和Wei(2019)对葫芦岛、汕尾、惠州三个已选址永利集团站的公众沟通情况进行调研。结果表明,68.4%的居民参与了科普活动,84.2%的居民参与了公众参与活动。但三个永利集团站至今未投入商用,无法代表我国已经商运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情况。

  本研究对我国商运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公众沟通、公众感知(包括熟悉度、信任度、风险感知、收益感知)与核能接受度现状进行研究,为公众沟通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2 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研究人员的身份与调研目的;第二部分统计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根据《公众沟通通用指南》,将公众沟通细分为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三个方面(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三部分借鉴现有成熟量表,对公众沟通、公众感知与公众接受度现状进行调研。第三部分问卷设计如表1所示, 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选项,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3分表示不确定,5分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使调研结果更具代表性,从永利集团站的隶属集团、建设时间与地理分布三个角度综合考虑,选择秦山永利集团站、田湾永利集团站、红沿河永利集团站作为目标调研地点。秦山永利集团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建设于1985年,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样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田湾永利集团站,建设于1999年,坐落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红沿河永利集团站隶属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建设的第一座永利集团站。

  表1 问题设计

    在2019年6月至8月,分别前往秦山永利集团站、田湾永利集团站和红沿河永利集团站周边区域开展调研。根据永利集团站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第一部分(GB/T 17680.1-2008),将永利集团站周边区域划分为0-5km、5-10km、10-30km、30-50km四个范围,在每个区域分别开展调研工作。共收集到364份有效问卷,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如表2所示。

  表2 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统计表

社会经济属性

分组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195

53.57%

169

46.43%

年龄

17岁以下

29

7.97%

18-23

52

14.29%

24-30

65

17.86%

31-49

119

32.69%

50-60

57

15.66%

60岁以上

42

11.54%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27

34.89%

高中

109

29.95%

专科

65

17.86%

本科

58

15.93%

研究生及以上

5

1.37%

月收入

2999元以下

154

42.31%

3000-4999

115

31.59%

5000-7999

67

18.41%

8000-9999

17

4.67%

10000元以上

11

3.02%

附近的永利集团站

红沿河永利集团站

97

26.65%

秦山永利集团站

171

46.98%

田湾永利集团站

96

26.37%

与永利集团站距离

0-5km

62

17.03%

5-10km

119

32.69%

10-30km

99

27.20%

30-50km

84

23.08%

总计

364

100%


    风笑天(2014)认为,当样本的某些特征与总体的特征具有相似分布时,可以认为样本的代表性较好。根据表2可以发现,受访者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分布,都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大致相同(国家统计局,2019)。因此,可以认为样本的代表性良好。

  3 数据分析

  3.1 总体情况

  将测量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对应构念的得分,并统计各构念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3所示。其中,Q9为反向问题,将其反向处理后再进行计算。

  表3 公众得分情况统计表(M±SD)

潜变量

公众宣传

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

熟悉度

得分

3.09±0.96

2.94±0.92

2.42±0.92

2.71±0.85

潜变量

信任度

风险感知

收益感知

公众接受度

得分

3.51±0.75

2.93±1.01

3.52±0.62

3.03±0.96


  在公众沟通方面,受访者对永利集团企业开展的公众宣传活动有一定的了解(M=3.09),对信息公开(M=2.94)、公众参与(M=2.42)的了解程度介于不了解与不确定是否了解之间。在公众感知方面,收益感知的得分最高(M=3.52),信任度(M=3.51)次之;得分最低的是熟悉度(M=2.71),风险感知(M=2.93)次之。公众接受度的得分为2.82,表明受访者对永利集团站的接受度较低。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风险感知、公众接受度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受访者意见较为分散;熟悉度、信任度、收益感知的标准差较小,表明受访者意见较为集中。

  如图1所示,从不同距离受访者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0-5km范围内居民年龄最大,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最低,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

  

  图1 不同距离居民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分布

  3.2 公众沟通

  根据调研结果,绘制不同永利集团站、不同距离的公众沟通(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得分柱状图,如图2、3所示。

  

  图2 不同永利集团站公众沟通得分柱状图

  

  图3 不同距离公众沟通得分柱状图

  如图2所示,秦山永利集团站在公众沟通方面得分最高,这可能与其建设时间有关。田湾永利集团站公众宣传、信息公开的得分最低,这可能与2016年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有关。

  如图3所示,从距离来看,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得分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0-5km范围内居民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无法理解公众沟通的科学内容,可能是公众沟通得分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0-5km范围内居民认为永利集团站与自身生活关系较大,对公众沟通频次的期望较高,希望获得更多的公众沟通,也可能是影响得分的重要原因。30-50km范围的居民认为永利集团站与自身生活关系较小,对公众沟通的期望较低。因此,尽管他们实际得到的公众沟通次数最少,但已经基本满足了他们的期望,所以得分较高。

  3.3 公众感知

  根据调研结果,绘制不同永利集团站、不同距离的公众感知(熟悉度、信任度、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得分柱状图,如图4、5所示。

  

  图4 不同永利集团站公众感知得分柱状图

  

  图5 不同距离公众感知得分柱状图

  如图4所示,秦山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熟悉度、信任度、收益感知得分最高;从风险感知来看,田湾永利集团站得分高于秦山永利集团站与红沿河永利集团站。这可能与居民对永利集团站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工作的了解程度相关,对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工作越了解,居民的熟悉度、信任度、收益感知得分越高,风险感知得分越低。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风险感知得分最高,还可能与福岛核事故对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有关(Huang et al.,2013)。图4还表明,三个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信任度、收益感知得分较高,而熟悉度、风险感知得分较低,说明永利集团企业公众沟通在提高公众信任度、增强公众收益感知,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提高公众熟悉度方面收效较低。

  如图5所示,0-5km范围居民的信任度得分最低,风险感知得分最高,收益感知低于5-10km、10-30范围的居民。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红沿河永利集团站经常在半夜响起警报,但未向周边居民做出合理解释;秦山永利集团站0-5km范围内居民认为永利集团站运行会提高居民患癌症的概率,这种不当言论在人群中流传,同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因素影响了居民的得分。整体来看,5-10km范围居民的收益感知得分最高,风险感知得分较低,熟悉度和信任度得分均较高,表明居民对永利集团的认知处于较好状态。

  3.4 公众接受度

  根据调研结果,绘制不同永利集团站、不同距离居民的接受度得分柱状图,如图6、7所示。

  

  图6 不同永利集团站公众接受度得分柱状图

  

  图7 不同距离公众接受度得分柱状图

  如图6所示,红沿河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秦山永利集团站次之,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接受度最低,这与图2、图4呈现出来的公众沟通、公众感知的结果不同。田湾永利集团站周边居民的接受度最低,可能与“反核废料”事件的影响有关。红沿河永利集团站周边公众的接受度大于秦山永利集团站,说明公众接受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差异等。

  如图7所示,0-5km和10-30km范围的居民接受度得分基本相同且较低,5-10km范围的居民对永利集团接受度得分最高。结合图5的结果,公众感知可能影响公众接受度,熟悉度、信任度、收益感知越高,风险感知越低,公众接受度越高。

  4 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一是建议从居民的角度出发,了解不同距离居民对公众沟通频次的需求,根据不同的需求,开展相应的公众沟通工作。例如:0-5km范围居民对公众沟通频次的期望较高,建议增加对这类居民的公众沟通。二是建议公众沟通应该能够解答居民的疑惑,例如:解答居民关于永利集团站警报的疑惑,破除永利集团运行增加患癌概率的不当言论。三是考虑居民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在公众沟通的过程中,要将宣讲式的科学普及,改为更容易让居民理解、参与的形式。将晦涩难懂的永利集团知识、永利集团安全知识,以一种图文并茂、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居民,加强居民在永利集团公众沟通过程中的参与,促进居民理解永利集团,接受永利集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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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祁明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公众沟通。曾参与宁德永利集团站与福清永利集团站撤离程序评估项目;近年来,在《Energy Policy》、《Knowledge-Based Systems》、《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等SCI/SSCI期刊、《中国管理科学》、《运筹与管理》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电子邮箱:mlqi@casis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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